2022-07-28《女性瘾者:第一部》:个体作为知识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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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分钟的第一部,123分钟的第二部,在两天的观影中,似乎硬生生地将作为整体的《女性瘾者》拆解开来,但是这种一分为二的割裂感并不仅仅属于观者,同是2013年上映的电影,对于导演拉斯·冯·提尔来说,似乎也是有意制造这种视觉体验,将“性瘾”放在不同的单元里,正是凸显其不同的面向——在没有进行第二部观影时,对于第一部到第二部的过渡,对于整体性凸显的社会学意义,都无从考察,索性将其作为一种独立存在,就像乔在杰罗姆的故事里希望扮演的角色一样:“我想成为他的一种东西。”

被自己物化,也许正是冯·提尔在第一部中给乔的定位,这种物化就明显带有个体的标本意义:拥有如此性瘾的存在,到底是什么造成的?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还是一种变态?为了完成这一定位,冯·提尔甚至在整部的结构和人物的设置上都朝这个方向努力。在阴暗、潮湿,还有着不同墙壁几乎隔绝的街道里,受伤的乔躺在那里,在无人经过的地方,她就像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之后外出购物的塞利格曼发现了她,然后将其扶起,此时乔拒绝了他叫救护车的建议,也不想他报警,于是塞利格曼把她带到了自己家里,让她在床上休息,很细心地照顾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塞利格曼问她,然后乔便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塞利格曼坐在他身边,听她将故事,成为一个忠实的听众。

一个受伤而孤立的女人,一个经过而独居的男人,他们都以一种绝对个体的方式出现,在故事展开中,一个是发言者,一个是倾听者,彼此隔着床沿的距离,也没有任何可能的瓜葛,再加上乔拒绝救护车、报警等社会因素的介入,这便是冯·提尔为这个“女性瘾者”的故事设置了完全独立的背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乔的经历构成了“女性瘾者”研究的标本,这个标本完全是个体意义的,完全是生理学意义的,在乔和塞利格曼的互动中,谈话也几乎成为一种关于知识的讨论——甚至,当冯·提尔用了“女性瘾者”这样的片名,而不是女性瘾患者,就是去除了其病态性的道德评判,而将其放在正常的欲望和性层面进行探讨。

那么,这个关于个体的性瘾标本到底具有怎样的存在意义?从性瘾的表现来看,似乎是一种生理现象:按照乔的叙述,自己2岁的时候就开始玩弄自己的阴道,6岁时和朋友B玩自慰的游戏,这是一种自我性意识的觉醒,觉醒之后又阅读关于女性女器官的图书,是对于自身结构和功能的深化认识,在这个意义上,乔的行为也都是对知识的探索。即使到了15岁请J为自己破处,也不是乔的一种成长仪式,它只是在形式意义上完成了对自我身体的一种认知,在床上做完之后,他们毫无感情地各自穿上裤子然后离开,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但是这种生理表现并不完全只是身体的一种客观知识,它不可避免地掺入了道德和伦理的判断,乔和B在房间里放水学青蛙时获得快感,为什么要关上门不让大人知道?15岁是破处时前面三下后面五下的“3+5”的体验为什么让乔感到一种羞辱?甚至为什么在对塞利格曼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一开始就给了自己性瘾的道德评价:“我是个坏人,我自作自受。”而因为和B比赛谁上的男人多,在火车上给一个想回去和妻子在最佳生育期完成生孩子任务的男人口交,乔为什么会有一种罪恶感?“我是不对的,故意伤害别人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乔无法逃离性瘾带来的耻辱感和罪恶感,正是因为社会学已经定义了性瘾对道德的背叛,已经将其列为一种变态行为,甚至已经在千百年中开始了对其的审判,也因为性瘾处在这样的困境中,所以冯·提尔撑开了一个空间,让说者和听者、经历者和旁观者寻找对性瘾的合理评价,发掘其内在的欲望本性,以及导向一种正常的固个体需求。

导演: 拉斯·冯·提尔
编剧: 拉斯·冯·提尔
主演: 夏洛特·甘斯布 / 斯特兰·斯卡斯加德 / 斯塔西·马汀 / 希亚·拉博夫 / 克里斯蒂安·史莱特
类型: 剧情 / 情色
制片国家/地区: 丹麦 / 德国 / 法国 / 比利时 / 英国
语言: 英语 / 拉丁语 / 德语
上映日期: 2013-12-25
片长: 118分钟
又名: 性上瘾:前篇(港) / 性爱成瘾的女人(台) / Nymphomaniac: Vol. I

这是两方面的重新定义,一方面自然是乔,另一方面则是塞利格曼。乔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时,不单是从自身的生理需求上审视自己的性瘾,也从家庭层面、社会层面进行了探寻。在家庭关系上,乔明显是一个恋父的人,她把母亲叫做“冷面婊子”就是一个证明。但是乔的这种恋父是不是发展为俄狄浦斯情结,冯·提尔并没有简单进行定义,但是乔对父亲的依恋是强烈的,而且这种依恋也开启了她关照自我的那扇窗。童年时期她几乎和父亲待在一起,父亲和她去树林散步,捡起的白蜡木树叶就是父亲给她上了第一趟人生课,父亲告诉她,白蜡木在夏天的时候被其他的树嫉妒,冬天掉下了树叶则被嘲笑,但是它们依旧是自己,那些树枝就是它们的灵魂。这对乔的启示意义就在于:不管自己是什么、成为什么,一定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灵魂,就像白蜡木,不因为嫉妒和嘲笑而改变自己。所以对于有着性瘾的乔来说,父亲打开的那扇窗也是自己寻求独立的起点,即使自己认为是坏人,自己干着耻辱的事,背负着罪,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自我的真实表达,甚至是抵达灵魂的一种努力。

而实际上,父亲为她打开的那扇窗,在性瘾的经历中也总是被蒙上阴影。破处的“3+5”完成了性行为的一种形式,和B在一起的火车竞争变成了塞利格曼口中的“芬兰武器”,变成了对男人追逐从而满足自己欲望的“飞蝇钓钩”,形成最激烈冲突的当然是H夫人出现的那一幕。那时的乔和不同的男性交往,H是她前一个性对象,而A则要在七点上门,所以她急于将H支开,但是H竟然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直接拿着行李搬到了乔的房间,而H夫人也带着孩子跟着来到了乔的住处,于是面对背叛的丈夫和乔,H夫人讽刺、挖苦、哭泣和大喊,完全演变成了一幕情感戏剧。的确,在H夫人看来,乔就是破坏他们家庭关系的坏女人,在道德层面她就是一个坏人,但是,乔在回忆中对塞利格曼说的是:“这一段经历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在H夫人大喊大叫的时候,她冷静地对三个孩子说:“我并不爱你们的父亲。”

《女性瘾者:第一部》电影海报

H只是她性关系中的一环,就像最初的J,就像起点到来的A,都是性对象而已,在这种交往中不掺杂情感,所以在他们那里,乔从来不是以爱的名义得到和付出。但是乔只是在自我层面这样评价,在H夫人那里,甚至在H那里,在A那里,不可避免地被置于道德之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乔对自己性瘾的审视,从欲望和性的层面跳出来,渴望找寻一种叫做爱的存在。她和B虽然不断寻找男人,但是她们成立的那个社团就取名叫“下体至上”,其原则只有一条:不能和同一个男人上床两次,“为了爱情。”下体至上是一种对身体保护的命名,不能在同一个男人身上重复性经历,是为了爱情的唯一性,而乔遇到的杰罗姆成为了她爱情生活的一个重要任务——第二章就是以“杰罗姆”命名,杰罗姆也成为和乔做爱中唯一有名字的男人,就是乔对爱情的一次命名:曾经他们只是普通的性关系,分开后再次相遇则是在杰罗姆叔叔的公司里,没有任何经验的乔应聘了初级秘书,杰罗姆竟给了她这份工作,两次相遇,似乎打破了“下体至上”的社团原则,但是却是乔接近爱情最近的一次,就像杰罗姆所说:“这是上帝的旨意。”

但是乔似乎显得太过乐观,“我想成为他的一种东西”终于在谎言、欺骗中扭曲了爱,杰罗姆其实霸占了叔叔的公司,叔叔回来之后他又和秘书私奔,而且还结了婚。乔的爱情计划破灭了,这对她的打击是巨大的,一方面,她试图戒除自己的性瘾,但是就像塞利格曼所说,长期酗酒的人突然解救,就会产生一种恐怖的幻觉,最终会陷入一种叫“震颤性谵妄”的病症中——爱伦·坡就是得了这种病,而他所写的《厄舍古厦的倒塌》就是震颤性谵妄在文本上的体现,塞利格曼还朗读了其中第四章,让乔切实感受到了失去了爱的欲望和性瘾戒除之后的痛苦。另一方面,爱的缺失让她失去而来所有感觉,包括性瘾的快感,就像父亲身患疾病最后痛苦地死去,流泪的乔似乎在向世界宣布:“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即使她在巴赫式的复调中体验到了F、G和杰罗姆共同带来的三音部性爱音乐,“我允许自己谈三个情人”,但是在不同男人组成的整体中,乔也完全没有了当初的感觉,一种痛苦和绝望变成了乔真正的病态:因为没有感觉了,爱不存在,性只是性,甚至性也只是习惯性摩擦,只是肉体的机械运动。

所以对于乔来说,以性为工具为手段想要达到的是爱,所以性瘾看起来可耻甚至背负着道德之罪,但是它的最终指向依然是正常的欲望,是爱的感觉,这就是乔以自我的标本试图给性瘾一个合理的评价。除了乔,冯·提尔设置了作为听者和旁观者的塞利格曼,他的存在更是以知识、科学和理性的代表为性瘾正名。在乔讲述自己故事的同时,塞利格曼总是插入一些和话题有关的知识,比如墙上的飞蝇钓钩,塞利格曼认为这和性瘾表现的欲望“钓饵”相关;从乔“3+5”的耻辱性插入,关联的是有趣的斐波那契数列和黄金分割数值;从羊角面包和点心叉,联想到男子气概和女性化的象征、布尔什维克对男子和男人的区分……不仅大量介绍这些元素背后的知识体系,塞利格曼还给了乔“去道德化”的安慰:乔说到自己在火车上因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忽视了男人的感受,致使他无法和妻子在最佳生育期播种,塞利格曼则告诉她,男人的精子长期不射会影响身体。

一个在讲,一个在听,一个是肉欲世界和感性世界里的性瘾者,一个是知识、科学和理性的代表,只隔着床沿的距离成为面对知识的态度,但是当乔发现自己再没有感觉,当塞利格曼冷静看待这一切,“女性瘾者”真的可以完全去除社会性、道德感和病理意义,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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