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21《瘟疫》:一个在欧洲徘徊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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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天的“电话”,到第二天的“故事线”,从第三天的“德国”到第四天的“医院”,最后到第五天的“晚宴”,五天构筑了关于一部电影的诞生过程,五天,但不是上帝创造世界的七天,宗教的创世纪在数字中被解构了,当信仰变成了一种戏谑,欧洲进入的是由科学主宰的未来,还是由娱乐创造的世界?

拉斯·冯·提尔的“欧洲三部曲”之第二部,无疑指向了欧洲,和第一部《犯罪元素》从埃及开罗回到13年后的欧洲和第三部《欧洲特快车》从美国来到欧洲不同,在《瘟疫》中,不是一个从他处来到欧洲的结构,而是欧洲内部的故事,但是很明显,冯·提尔抛弃了第一部和第三部空间性的欧洲叙事,却赋予了第二部关于时间的叙事:从现在返回到过去,从现在面向可能的未来,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了欧洲的一种时间线,在这个时间线里,欧洲是不是发现了隐秘的历史,欧洲是不是预言了可怕的未来?而实际上,这个关于欧洲的时间轴出现在一部电影里,这部名为《瘟疫》的电影,叙述的是一个外科医生梅斯梅尔试图拯救被困于瘟疫的那些病人,但是瘟疫无处不在,瘟疫四处蔓延,最后拯救者变成了携带者,而且是瘟疫病毒的始作俑者,于是,欧洲的现在便也成为瘟疫难以逃离的存在。

一部名为《瘟疫》的电影,创作这部电影的过程也成为一部电影,而且也叫《瘟疫》,甚至剧中的编剧是拉斯,是尼斯,电影学院的投资人叫凯斯,他们也和电影之外真实存在的人物同名,在自己扮演自己的同构中,冯·提尔无疑制造了一个嵌套结构,于是,这个戏中戏的《瘟疫》便演绎着现实界和想象界的故事。那部正在创作的电影剧本《瘟疫》是想象界的产物,它是最里面的一个文本:梅斯梅尔作为外科医生,知道全城正陷入瘟疫的蔓延,想要用自己的科学技术找到一条解救办法,但是他的选择遭到了医院医生的反对。反对者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坐在轮椅上的医院领导为代表的,他把梅斯梅尔称作是“理想主义者”,这是一种并非褒扬的称呼,他之所以反对梅斯梅尔的勇敢选择,更主要的是他代表着政府,当瘟疫流行之后,政府采取了隔离措施,而隔离并非是预防,它只是将感染者封锁起来,没有感染者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安全,所以这个隔离措施带来的是更没有人道的毁灭,那些感染者得不到救治纷纷死去。身为政府危机处理委员会主席的领导阻止梅斯梅尔去隔离区,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政府的权威,他还声称讲给他安排做文化部长的职务。

而第二种人则是两个医生为代表,他们把梅斯梅尔称作无耻之徒、变节者、混蛋和卖国贼,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对于所谓理想主义的蔑视。所以梅斯梅尔面对着两种势力的阻挠,但是他还是勇敢地走了出去,脱下医生的制服,便是这种决心的表达。终于,他拿着那面红十字的旗帜空降下来,像极了上帝的到来。但是梅斯梅尔的确是理想主义者,他认识了一个黑人神父,而这个黑人据说只做了两天神神父,匆匆上任对很多东西都还不了解,于是在和梅斯梅尔在一起的时候,不会拉丁文的他只会几句祈祷词,在大雨倾盆的夜晚,他们行走在河面上举行仪式,看起来就是理想主义制造的可笑局面,最后神父在水面上痛苦地挣扎,梅斯梅尔只好给他注射了一针。

只有两天的神父,不懂拉丁文的祈祷,笑料百出的仪式,以及用针剂安抚痛苦的做法,都是一种讽刺:神学是不是在瘟疫面前被亵渎了?不仅仅是神学,梅斯梅尔代表的科学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梅斯梅尔的女友在瘟疫中死去,她被埋在地下——当地底下的她不停拍打着棺材,似乎是一种戏谑;而梅斯梅尔根本无法阻止瘟疫病毒的蔓延,最后他从洞穴里醒来才发现自己就是这场瘟疫的源头,是他传播了瘟疫,于是在走出洞穴的时候他以跪拜的方式感谢上帝让他活了下来。这又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身为医生,身为瘟疫的拯救者,他的真实身份是携带者,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当他下跪,科学已经被完全解构,他投向了宗教神学的怀抱——完全被颠覆的命运,完全被解构的救赎者形象,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下场。

导演: 拉斯·冯·提尔
编剧: 拉斯·冯·提尔 / 尼尔斯·沃塞尔
主演: 拉斯·冯·提尔 / 尼尔斯·沃塞尔
类型: 剧情 / 恐怖
制片国家/地区: 丹麦
语言: 丹麦语 / 英语
上映日期: 1987-09-11
片长: 106 分钟

梅斯梅尔的理想主义构筑了《瘟疫》剧本的内核,这是尼斯、拉斯制造的想象界存在,但是这个想象界却是现实界的投射。在现实中,尼斯和拉斯是电影编剧,他们接受的任务是创作一部能给新时代丹麦电影带来新气象的作品,与其说是任务不如说是使命,正如凯斯所讲的,投入这么多钱就是要一扫丹麦电影的颓败现实。但是他们创作电影剧本时,却遭到了一次变故:本来他们创作完成的是一部名为《警察与婊子》的电影剧本,但是因为电脑宕机,存放在电脑中的200多页剧本不见了,所以他们必须重新开始在短时期内重写剧本。但这并不是重写,因为《警察与婊子》的剧本他们已经忘记了情节,“第一场戏中有婊子吗?”在谁也不记得的情况下,他们重新开始写作,而新的剧本就取名叫《瘟疫》。

从两百页的剧本到只有20页的剧本,从纯粹属于感官娱乐的《警察和婊子》到悲剧性的《瘟疫》,这是属于电影编剧的再创作,或者也是属于丹麦电影的转型。而在创作时,电影的情节,电影的结局,以及梅斯梅尔这个理想主义的命运都已经被写好了,在第二天的“故事线”中,尼斯和拉斯就定下了《瘟疫》的故事情节,一条画在墙上的线是电影的基本走向:从那个名为“WAG”的瘟疫病毒开始,第二个词是“理想”,在之后是第三个词“真相大白”,最后的结局则是对宗教的诡异——这是标注“戏剧性”场面的线路图,梅斯梅尔似乎就是沿着这条轨迹,从发现病毒到走向理想主义救赎之路,然后在真相大白中完成科学对宗教皈依的戏谑。当想象界的结局在现实界中被写好,当电影剧本按照这一设定被创作,冯·提尔给出的逻辑就是:想象界是被现实界主宰的,想象界不可能越过现实界。

但是,现实界发生的故事,在冯·提尔命名的《瘟疫》中又变成了一部电影,又成为了一种想象界——即使冯·提尔采用了伪纪录片的拍摄方式,试图再现真实的现实,但是这种技术的处理让现实界看起来完全是想象界的演绎,最后指向的是关于欧洲命运的象征界。为了创作剧本,尼斯和拉斯去了丹麦的图书馆,查阅14世纪蔓延开来的瘟疫,“那时的所有人都在经历生离死别,大众坟场里都是尸体,我亲手埋葬了自己的5个小孩……”绰号叫“肥仔”的男人读着图书馆的历史档案。返回14世纪,返回瘟疫现场,这是现实界创作之前的一种必需,但是冯·提尔已经把现实变成了死亡的现场,那些档案堆放在那里,墙壁上都是因为潮湿而生出来的硝酸钾,晚上能听到古怪的声音,像是墙壁的瘟疫,而在尼斯面前,一张“死亡证明书”掉落在地上。

《瘟疫》电影海报

历史没有远去,档案正在醒来,死亡的现场从过去来到了现在,这便是《瘟疫》剧本带来的现实,而剧本第一句话似乎就是预言:“真正的瘟疫在这五天里潜伏。”——从开始创作到最后完成,正好是五天,所以剧本一方面已经设定了理想主义者梅斯梅尔的最后命运,也预言了现实中这场潜伏的瘟疫正慢慢到来。那么,现实界的这场瘟疫到底是什么样的瘟疫?这是一个关于欧洲命运的命题,以丹麦电影的使命为切入口,实际上不是除旧迎新,而是厄运的继续,而这种厄运具有的欧洲问题成为冯·提尔审视历史的一个文本。尼斯和拉斯在创作的五天里,去了德国,他们沿着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区行进,拉斯说梅斯梅尔就是沿着这条路去瘟疫区的,也是在这条路上遇到了神父,而拉斯看到现实中的工业区,说这是最糟糕也是最有趣的地区。德国正在复兴,它以工业的发展为依托,看起来是在告别二战的战败命运,但是对于欧洲来说,瘟疫并没有彻底消除:他们去见了朋友伍铎,伍铎说起自己的母亲刚刚去世,但是他陷入悲伤不是这件事,而是母亲曾经回忆起二战时遭遇英国飞机的轰炸,那时的母亲刚在医院里生下了伍铎,但是房子却被炸毁了,母亲用身体保护刚出生的伍铎,而其他人在轰炸中丧生,阿希那湖里都是那些皮肤被烧灼的人,他们在呼喊,在尖叫,当然更多的人在死去,“他们不是纳粹,母亲也不是。”伍铎悲伤地说。

德国纳粹制造了战争的暴力,但是那些英国士兵在战争末期为什么也没有放过无辜的德国人?这当然是战争带来的悲剧,那些德国人成了牺牲品。所以德国之行是尼斯和拉斯审视历史“瘟疫”的一个方式,而现在的德国走上了工业复兴的道路上,这难道是一次救赎?也许工业化会带来另一种瘟疫。在德国之行之后,第四天便是“医院”,尼斯住进了医院,并且进行了手术,他身上的肿瘤被切除了。肿瘤成为“瘟疫”的另一个标志,拉斯去了地下室,医生斐勒正在模拟解剖尸体,他从尸体身上取下了肿瘤,“这是微细颗粒症,这几天很多病人被送来,他们都得了这种可怕的病……”在地下室里进行解剖,这是一个隐秘的世界,尼斯以为只是一个小手术,这是不为人知的病毒,所以现实中已经出现了瘟疫,并且开始了蔓延。在第五天的“晚宴”里,已经出院的尼斯说起了“来自大西洋女孩的来信”,他说自己装作是16岁的少年,发布了交友信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女孩都写信来要和他交往,有一段女孩的录音是:“如果我去欧洲,我一定回去找你。”欧洲成为美国女孩想象的欧洲,成为尼斯装成16岁少年的欧洲,而另一个角度来说,美国也成为欧洲所想象的欧洲。

工业化的德国,战争阴影下的德国,被想象的美国,娱乐化的美国,这似乎构成了关于欧洲的两种解读,也成为了欧洲瘟疫的两种想象界产物,但是想象界指向的是现实界:它是没有真正走出历史的欧洲,它是不断被噩梦缠绕的欧洲,它是以科学和理想主义为借口不断改变环境的欧洲,它是在娱乐世界里不断异化的欧洲——这就是欧洲的瘟疫,由此,从现实界和想象界进入到了象征界:在晚宴中,代表巫术的哈门对姬德实施了催眠术,姬德闭上眼睛进入到了电影“瘟疫”的世界,“我在街上走着,很多人在尖叫,在狂嚎,在呼喊上帝,到处是老鼠,到处是死人……”这是想象界的存在,如梅斯梅尔所在的电影一样;但是姬德开始大声喊叫,即使哈门让她从电影中出来,她却在无法返回现实,或者说,现实就是一个“瘟疫”的世界,她不停哭泣,她不断尖叫,她痛苦挣扎,她的脖子上出现了脓疮,最后用叉子插进了脖子,最后死在了地板上……

用巫术进入电影却无法走出电影,那一幕瘟疫带来的挣扎和死亡在现实中上演,由此进入的象征界没有梅斯梅尔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没有不会念拉丁文的神父,也没有让他回到现实的医生,当然更没有救赎的上帝,只有电影的创作者,只有电影的投资人,只有毫无办法的旁观者,也只有在瘟疫中死去的牺牲者——瘟疫开始爆发,瘟疫开始蔓延,但是城市却从没有停下脚步,最后镜头里的高速路和灯火辉煌的夜晚,那俯视看见这一切的不是上帝,而是欧洲徘徊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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