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16《关于某个未来的记忆》:当战后变成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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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乔·布斯凯被子弹射中脊柱,终生瘫痪的他在“看不见的伤口”中迎来新生;1918年,一只鸡被戴上了防毒面具,和人一样,它们并不缺少战略物资;甚至一群羊穿过了里昂的街区……战争也许已经结束了,战争开始远离了的生活,战争的确变成了1918年之后人们记忆的一部分,它们在丹尼斯·贝隆的镜头下成为对过去的定格,乔·布斯凯对她说:“它们表明了我生活在黑暗中,而你的手知道如何使我重生。”

但是,在贝隆用手为布斯凯拍摄下那张照片之前,西蒙娜·薇依写信给布斯凯的是:“你的身体里寄存着战争,要深思不幸,就必须用肉体来承受。”一个在一战中被子弹击中脊椎的士兵,一个活下来却终生瘫痪的作家,当身体里的战争记忆成为肉体和精神的创伤,贝隆的镜头如何能让他重生?还有那些扭曲的脸,变形的脸,甚至失去了五官的脸,当他们用一张脸来展示和指证战争的残酷,幸存者的他们在贝隆的镜头下是不是也会迎来新声?1918年的战争已经远去,当然他们可以慢慢走出阴霾,可以慢慢迎接明天,可以慢慢忘记创伤。

但是,贝隆似乎更想让世界记住什么而不是遗忘。“她的每张照片都属于一个过去,但破译了一个未来。”照片定格,是将瞬间变成永恒,它是关于正在发生的纪录,在时间之中,它必将变成已经发生的场景,影像带来的记忆当然是一种和过去有关的存在,但是为什么记忆可以破译未来?为什么已经发生的故事会预言将要发生的一切?照片穿越过去和未来,打破时间可能的阻隔,只有在被命名的当下会成为一种证明:它连接起了过去和未来,它却在每时每刻的现在:现在是自由,现在是解放,现在是重生,当然,现在也是战争,现在也是肉体的伤害,因为从过去而来每个人的身体里都寄存着战争。

一座埃菲尔铁塔,一片天空的云,以及一个闪烁着现代性的少女,这是关于1900年新世纪开场时的影像呈现,当然它更是一个充满现代性时代的标记,这是身体从压抑中得到解放的时代,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被羞辱和殉难的身体赢得自由,贝隆的镜头里书写着身体的革命史,它们在运动,在野营,在度假,在游泳,在登山,它们甚至被接除了最原始的覆盖,甚至贝隆的摄影本身也成为自由的象征:1934年法国成立联盟图片社,“一个时代正在开始。”这个时代便是超现实主义兴起和发展的时代,便是以艺术的方式追求自由的时代,便是在时代的身体里寻找超现实主义的精神的时代。

导演: 克里斯·马克 / 雅尼克·贝隆
编剧: 雅尼克·贝隆 / 克里斯·马克
主演: 皮埃尔·阿迪提
类型: 纪录片 / 短片
制片国家/地区: 法国
语言: 法语
上映日期: 2001年
片长: 42 分钟
又名: Remembrance of Things to Come

1938年1月,达利的“雨天出租车”迎接了巴黎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的第一批参观者,当时的新闻界分为讽刺和情感两派,“如何看待这个充满威胁和伏击的世界?”布勒东如此写道:“此后,就黑暗,怪异,窒息的方面而言,这句话太有先见之明,对于那些指责我们对这种气氛津津乐道的人,我们很容易回答,事实上,黑暗和狡猾的残酷还在遥远的来日等待着我们……”这已经是一个充满威胁和伏击的世界,这是就超现实主义对当时人们的观念冲击而言的;黑暗和狡猾的残酷在遥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这是就超现实主义对现实的预言而言的——当超现实主义在1938年制造了黑暗、怪异和窒息的世界,这个时代是沿着1918年一战结束而重生的道路前进?还是重新回到那自由的身体被一颗流弹击中而承受痛苦的记忆中?

“丹尼斯·贝隆抓住了这个独特的时间点:战后变成了战前。”贝隆自己扮演的就是一个成熟的超现实主义者,当她把镜头对准布斯凯这样有着“看不见伤口”的人,她就是揭开了这个充满威胁和伏击的世界,她就是制造了黑暗、怪异和窒息的世界,当然她把“关于某个未来的记忆”呈现出来。她拍摄了马赛尔·杜尚,拍摄了杜尚眼中的艺术,拍摄了有猫的艺术家和没有猫的艺术家;她将镜头读准1938年的法国,那时的雪铁龙,那时的街道,那时把沥青倒得像葡萄酒的工人;1938年之后,法国之外,她拍摄了事迹展览会的苏联馆,拍摄了地图上粉红色的撒哈拉,拍摄了非洲矿区生活,拍摄了马格里布的士兵和妓女,拍摄了黑人应征者诺加,当然而已拍摄了吉普赛人的婚礼——同一期杂志上一边是吉普赛新娘,另一边则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或者还有1939年的黑人扫盲运动,和苏联结盟的芬兰士兵,法国的“锅炉运动”,被摧毁的马赛港口,以及那座巴黎的桥——但不是Bir Hakeim桥,它在字典里的注释是:“它离奥斯维辛很近”。

《关于某个未来的记忆》电影海报

很近,很近,贝隆是在靠近战争,是在靠近未来,而其实,她用镜头让战后变成了战前:1918年已经结束,它却在另一个意义上重新开始——人们都说:人民阵线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发现了大海,发现了天空,但是大海边的横躺着的女人身体总会让人想到那些散乱的尸体,那些从天空跳下体验自由的跳伞者其实就是伞兵。“当战后变成战前”,这是一个旧的时代,不仅仅是德国、苏联在参与更大的战争,而且法国也从来不是受害者,那些属于“法兰西帝国”的土地何尝不是一场战争的结果?“殖民主义具有两幅面孔:剥削和施舍。”所以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当1900年开始的现代让它成为世界的中心,接下去他们就开始编排“自己的自杀”。

整个就是一次戏剧式的演出,贝隆是这出戏剧的见证者,她用摄影刷新着失败的记忆。但是,超现实主义制造了黑暗、怪异和窒息,它是在演绎着战争还是一次逃避?1940年,她把镜头给了不具攻击性的题材,1944年,她开始拍摄自然,拍摄朋友,而当1947年新的超现实主义展览开幕的时候,她又和超现实主义者聚在一起——战争又一次结束又一次离开了现实,自由的身体又回来了?“超现实主义已经过时,但却重拾了一个不可抗拒的时髦。”一种运动,一种态度,一种创作,最后留下的是瑞茨沙漠人造自然中的最后一张合影,超现实主义者让自己成为影像中的人,这是启幕还是落幕?

“所有偏离理性的东西,哪怕只有一点儿的偏离,都有资格成为超现实主义。”这是克里斯·马克最后对超现实主义的评价,偏离理性的超现实,是对于秩序的解构,是对于现实的批判,是对于记忆的改写,“它的谵妄,它的不堪忍受,它的画地为牢,它的政治动荡,它不自觉地传达了对自由的真正渴望,即布勒东所说的别的东西——那颗不可粉碎的夜的核心。”这仿佛是写给超现实主义的最后一封情书,因为,战后就是战前,战前也变成了战后,现实无可逃避现实却一再被遮掩,“本世纪的历史将是面具的历史。”连超现实主义者的合影上,面具也成为了每个人遮蔽自我的唯一,历史是一部科幻小说,未发生的未来就在当下,超现实之后就是现实,克洛德·鲁瓦说:“一去不复返只为我自己而存在,关于某个未来的记忆,幻梦亦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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