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04《神话与现代》:重新回到文化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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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长假,这么好的季节,这么好的天气,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可是诸位选择了这里!
    ——郑家栋《传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2002年五一长假,是这么好的季节,这么好的天气,是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2021年五一长假,也是这么好的季节,这么好的天气,是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隔了19年,一边是在“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里进行的文学馆讲座,一边是在书房里读一本叫《神话与现代》的书,讲者和读者,听者和读者,仿佛消弭了时间的存在,共同在“选择了这里”的生活中面对知识,面对文化,面对传统,面对现代——当19年前的郑家栋阐述着“传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当19年前的普通读者阅读这一变成文字的讲座,是不是意味着一种叫做传统的东西保持着它的恒定性?

仅仅是对一本书的阅读,在宏大主题的“传统”中,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是正如当时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的郑家栋对传统的定义一样,它“是一种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而且,“这种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没有将传统说成是传统文化,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与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存相关的问题。什么是传统?郑家栋认为,传统最基本的区分就是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是以“典籍文化为代表的精英传统”,小传统则是“体现在民众生活中的世俗化的传统”,但是这样的区分容易走向一种误区:仿佛他们是截然不同的存在,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所以郑家栋认为,当我们说传统的时候,它指的更多的是整体性和贯通性。

当然,所谓的传统,不管是精英传统还是世俗化传统,它必然会遭遇到“变革”的问题,传统和变革的关系,在郑家栋看来,一方面变革并不是对传统的否定,也不是传统外在的东西,“任何变革都是传统自身的变革。”变革在本质上是对于传统来说意味着接受或容忍某些本来所不具有的东西——变革是一种补充,是一种纠正,是一种发展,所以即使在2002年新世纪的开端来审视90年代的变革,更多体现的是在市场化下进行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丰富了传统的广延。郑家栋从“父亲”这一角色的塑造和象征意义的演变来说明传统和变革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父亲在五四时期是一种“弑父”的对象,在“新启蒙”的80年代,则是隔阂、麻木的代表,到了九十年代“父亲”又变成了一个强者,而在影视文学作品中——举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来说,父亲则是一个“君父”形象。

“父亲”的角色塑造和象征意义在发生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并没有破坏传统,所以传统在他看来更多表现为如英国柯林伍德所说的“活着的过去”,它是一种过去的历史,但是它不是死去的历史。但是传统必然走向变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种“断裂”的表现,他考察了传统的“断裂”历史,认为更多是一种外在表征,比如中国科举制的废除,比如传统书院的衰落,比如很多做事方式的改变,当然还有在政权的转移中体现在政治生活里。郑家栋把传统的“断裂”看成是外在的表征,实际上这里有着一种时代背景,当西方文化以一种入侵的方式对传统施加影响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传统就是“我们身上需要洗去的污垢”,所以断裂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对传统的否定和颠覆,所以在这样一种“剧烈变革”的时代提出传统要保持其整体性和贯通性,郑家栋显示了某种文化自信,他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中国人”依然是“中国人”,“我们的祖先所留下来的那些古老的教训,对于我们的生活仍然是重要的。”儒学让“中国人”依然是“中国人”,就是因为传统还是传统,就是因为“儒学在本来的意义上是最贴近生活的,最大众化的,最具有人民性的”,所以面对这个变革的时代,面对西方文化,郑家栋最后提出的观点是:“更重要的和更艰难的,是如何成为一个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成为一个人,就是成为在日常琐碎的生活中感受到生活的快乐的人,成为用传统来指导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人——“儒学就是关于‘使人成为人’的学问。”

编号:B56·2070516·0743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版本:2005年1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
页数:282页

郑家栋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碰撞的时代中提出了“使人成为人”的学问,是一种自信,也是一种回归。而在“在文学馆听讲座”的主题中,很多就涉及到传统。原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在题为《老舍的爱好》中,就对恪守传统文化的老舍进行了解读,2002年8月18日正好是老舍去世三十六周年忌日,舒乙不仅仅是从儿子的角度来解读老舍,更多是从传统研究者的身份来评价老舍:舒乙认为老舍的定位有几个方面,他是东方文化的巨人,他是文学界最全才的一位,他是最晚的一位类古典文人,他也是一个文化的创新者;而谈到老舍的爱好,舒乙挑选了老舍十九个爱好中的几点:打拳、唱戏、养花、说相声、爱画等等,所以在舒乙看来,他的爱好正是诠释了他的这几个定位,不管是文学相关还是文学以外,老舍都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同为作家,国家关系学院教授郭小聪则从读者的角度解读了“路遥的诗意”,在他看来,路遥已经逝世十年,这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路遥依然是一个“不断拥有新的读者和愿意走近她的热心人”,路遥的这种永恒性正是因为在他身上有着一种不被改变的传统,这话传统在作品中就表现为一种生命的诗意,“贫穷不是罪过,寒酸并不低贱,落魄依然纯真,这正是作品主人公心灵的诗意,也包含着生活的真理。只有明白了作家对待贫穷的这种诗意的态度,才容易看出路遥小说美感的独特之处。”正如路遥的一部小说《人生》的书名一样,路遥所揭示的人生就是“活着而不断思考人的生活”。

无论是传统文化集大成者的老舍,还是用生命和作品诠释人生意义的路遥,他们都坚守着人的永恒意义,而这就是郑家栋所说的“使人成为人”的学问:使人成为人,是人的一种本位回归,是人的一种诗意存在,是人的一种价值构筑,就如赵凝在《女作家·女人·作家》讲座中所说的,女作家的写作应该是身体写作和头脑写作的总和,甚至于女作家应该去除标签化去写作,那就是要爱,“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不光应该热爱生活、热爱生命,还应该爱男人。”爱男人,爱生活,爱生命,在爱的世界里,人就是其成为人的一个关键。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的冯其庸在《谈谈<红楼梦>的思想》的讲座中,站在中国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对照的维度上,对《红楼梦》的思想进行了解读,他认为,曹雪芹的时代,西方工业革命已经进入了高潮,但是在中国的内部世界,并不是封闭和停滞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其实是《红楼梦》思想的一个物质依据,它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贾宝玉不走仕途,也不求名利,他只要和姐妹们吟诗作对,只要自由自在过一辈子,这就是对统治阶级安排仕途的某种反抗;《红楼梦》里体现出了婚姻自主和婚姻自由的观点,这是一种不可能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平等思想;林黛玉的《葬花吟》里构建了一个叫“香丘”的理想世界……所以冯其庸认为,《红楼梦》中出现的叛逆思想、反传统的自由、平等思想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曹雪芹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而做出的清醒认识——“背父兄教育之恩”,贾政毒打贾宝玉和他说的这句话,就体现了新旧思想的不可调和性,而《红楼梦》正是在这种背叛中追求自由、平等,或者说,实现着“使人成为人”的理想。

使人成为人,是传统坚守传统,使文化保持自信,不管何种说法,在世纪之交举办的这几期讲座其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面对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时,如何选择文化和文学未来的方向。格非的讲座就是想要拨开迷雾,《经验·想像力和真实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写作》的题目提供了一种解读的背景:全球化,尽管格非开宗明义说自己“不是喜欢全球化”这样的提法,也不喜欢所谓的“消费主义”社会,在他看来,这些概念本身就是西方中心说的产物,就烙上西方的影子——这一种不喜欢是并不明显的抗拒态度,但其实隐含的逻辑是两者处在天生的对立中,但是格非显然没有采用二元分立的观点来解读,他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真正需要的是“对话”,“我觉得中国的很多的文化现实、文化传统,能够提供出一条跟西方不太一样的解释。”

传统不一样,观念不一样,面对的现实也不一样,所以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格非认为需要经验、想像力和真实性:经验就是你成为作家的一个资源,“毫无疑问,要不你凭什么写小说?你凭什么当作家?就是因为我的故事比别人多嘛!”想象力存在着一种商业化的倾向,但是对于自身文化的重构也有重要的影响;而真实性问题上出现的则是追求虚幻,这是一种文化侵略的结果,也是自我迷失的表现。所以格非认为厘清这三者,需要的是重新面对我们的文化背景,需要的是把中国文学放在更大范围里去考察,但是不管怎样,格非所强调的还是回归文化自身,在对西方的学习和与世界的对话中学习,“因为我们学西方学了很长时间,我们当然不能说就把自己封闭起来,还是需要了解外面,但是更多的,我们应该把经历放到自己的文化本身来。”

开放其实是一种回归,回归到文化传统,回归到人自身——这种回归在清华大学教授徐葆耕那里则以古希腊神话的视角,来审视人类文化的另一种走向。他解读了希腊神话产生的过程,从最初的泛灵论,到人格化神的出现,然后是人类起源的神话,再后来则是关于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人和自身的这样四个关系之间的一些神话,宙斯为代表的新谱系其实就是人格化神出现的标志,而在荷马史诗中,神都带有了人的性格,而且完成了从单性的人变成完整的人的过渡,其中重要的代表便是阿克琉斯,他既重视自己的荣誉和尊严,甚至为了荣誉和尊严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他又富于冒险精神,这种精神又衍化成了残暴和鲁莽,而第三个方面,他又比较善良,对朋友对父亲都一样,所以黑格尔认为,阿克琉斯身上表现出的是“高贵的人的多面性”。

这种从神到人的转变,其实就赋予了一种现代性,徐葆耕认为,在古希腊神话中,另一种现代性表现则是通过酒神和爱神完成了人对于欲望的探索,特洛伊战争就是从一个金苹果而起;而俄狄浦斯故事中有一个形式上的命题,那就是愿望与后果的背谬;美狄亚则是现代女性初夏的标志,“离婚对于我们女子是不名誉的事情,一个男人同家里的人住得烦了,可以到外面去寻欢作乐,可是我们女人就只能靠着一个人。”这无疑就是一份女性主义的宣言;古希腊神话中还有诗歌创作的“迷狂说”,这是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源头……如此种种,古希腊神话中表现出的现代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当人类从远古走向现代,这种现代性反而越来越衰落了,甚至走向了异化之路,所以徐葆耕认为,现在出现了一种“返回神话”的潮流,其实意味着神话作为一种思维,一种技巧,一种创作形式,在今天依然有很大的生命力,而这种“返回神话”的现象也正说明人类开始了一种走向人类自身的回归:“在每一个时代,他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人类历史的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地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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