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24《慧能与中国文化》:回应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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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对三教的融合,提供了文化建构和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经验。
    ——《余论》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种完成式,慧能为代表的禅文化并不只是局限于佛教单一性的构建,它对于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亦产生了重要影响,当董群将慧能禅宗定义为重建中国文化的一种思想,实际上表明了两方面的观点,一种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应,这里既有对以儒、道为代表的文化的回应,也有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对佛教文化本身的回应;另一种则是回应之后的融合,慧能禅宗提供了文化构建和发展带有规律性的经验,甚至于也包含了对印度文化的重新理解,并在此理解基础上对中国文化的关注——综合起来,回应和融合便成为慧能对于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而放眼未来,董群更认为,它“对21世纪的中国文化的重构工作会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从慧能的思想入手来考察中国文化,董群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一是慧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应,第二是慧能的禅学思想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也体现这丰富的文化特征,第三,则是慧能对中国文化走向的影响。以慧能为切入点提出回应和重构的观点,董群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慧能的宗教理念适应中国小农经济社会,契合了小农经济社会自给自足模式下的思维观念,尤其是禅的自悟自修、自作主宰所体现的自立精神或主体性精神、禅的平等意识、禅的建议迅捷性,都契合了中国社会现实,都表现了适应性,所以慧能的思想起到了三教合一的文化构建意义,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慧能禅文化的形成,有赖于他对于社会和人生的思考,特别是对人生的解脱所需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的思考。”那么,慧能禅思想是如何形成的?董群认为,慧能的思考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正式接触佛经之前,第二个阶段则是去黄梅之后到逃亡潜藏期,第一个阶段更多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上进行的,而第二个阶段则在中国文化和印度佛教的背景下,以融合的方式完成了思考。慧能创立禅文化,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和慧能作为个体的特殊身份有关,董群认为慧能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边民,是一个赤贫困苦的劳动者,是一个不识文字的文盲,是一个闻而悟道的顿悟者,是一个追求独立性的祖师,这多重的身份使得他所创立的禅文化既有平等意识,又具有广泛代表性,既在“非关文字”中去知解性,又在无修之修中看到了瞬间的顿悟法门,而最后形成的禅文化不依附政治权贵,在去权力中心中保持独立发展的特色。慧能创立禅文化,重要的标志便是《坛经》的形成,它标志着一个新的佛教文化流派的出现,即南禅文化的诞生,也标志着禅宗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更是在完成三教合一的理论构建中最终确立了中国化的佛教。

考察慧能的禅文化本身,董群认为它心性论、顿悟论、无修论上发出了中国佛学革命的宣言。在心性论上,慧能回应了儒家文化心性学说,儒家文化的心性主要集中在善恶问题上,以性善论为主宰,而慧能言性,不只是讨论人的本性是染是净,更在于讨论是迷是觉,讨论众生和佛的关系,“慧能的心性论,集中体现为他的佛性论,以佛性论来讨论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又以佛性的人性化进一步阐明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所以董群认为心性论是慧能禅文化的出发点,是“宗教革命的第一大宣言”。慧能的禅文化能发出这一宣言,主要在于对于心、性的重新界定和阐述,在慧能看来,人是万物的本质,坛经上说“万法本因人兴”,即是这个道路,人一方面是由肉体色身组成,另一方面则是心性,在他看来,心的肉体的本质,是肉体存在的根据,“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即是城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坛经上的这一比喻就是把肉体看成是城池,而心是城池建立所依赖的土地。在与肉体的关系阐述之后,慧能认为性不但是心的本质,而且也是人和世界万法的更深层的本质,所以性是一种本体,一种抽象,一种超越。

编号:W77·2020518·0628
作者:董群
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1年10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
页数:440页

在指出性的本质之后,慧能认为在终极意义上,心的特征有两点,一是清净,二是虚空,而心的作用,慧能突出于一个“含”字,含是含容,是含摄,心包含了世界万法,整个世界也在心中。而心的抽象性不是在众生之外,而是一种外在的客观性的精神力量,慧能将心分为自心或本心,是一种本质性的存在。性也一样,是清净的,是虚空的,性的作用体现在和万法之间的“含”和“化”中,性含万法,“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见,一切人及非人,恶之与善,恶法善法,尽皆不舍”,而化则将虚空之性化生为万物。人为人心,性为人性,慧能认为,这种人性就是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观点就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本自有之的存在,和他人无关,所以在这个思想之下,慧能认为从佛性中可以得出平等观念,从而反对一切外在的偶像,否定外在的权威,而与此相应的,慧能提出了他的般若观:一切众生都有智慧,般若是空的智慧,般若是不二的智慧或对法的智慧,般若是无得的智慧——正是慧能将佛性论和智慧本性结合起来,他的顿悟论就有了充足的理论依据了。

实际上,慧能反对顿法、渐法之分,他只承认禅法的唯一性,而这种唯一性所表现的顿法,就在于根性慧利者所拥有,所以董群认为,“顿悟是识心见性的内省,顿悟是直指人心的直觉,顿悟是自心烦恼的顿除、自心佛性的顿现,顿悟是一念相应的瞬间,顿悟是完全彻底的开悟,顿悟是瞬间实现的永恒,顿悟是自性自度的自主,顿悟是悟无所得,无得之得又不可说。”顿悟论体现的是直觉的“非理性”,超越了关于感性和理性的认识观念,它和意志、信仰、灵感等复杂作用相关,所以顿悟作为“佛学革命”的第二大宣言,影响了慧能的无修论。顿悟是一种修行方式?“自性顿修,亦无渐契。”慧能反对具体的修习行为,反对看心看净,反对坐禅,反对渐次的递进,所以慧能所谓的修行只是“顿修”。是在一刹那完、一念之间完成的,“一念修行,自身等佛”,而这样的修行,就是无修之修。无修之修是慧能宗教革命的第三大宣言,董群认为,顿悟之法,是一念之法,也是无念,是念念流动中的念念无住,所以慧能的无修之修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无相、无住其实就是慧能提出的另一种说法:一行三昧,“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一行三昧,重要的是“直心”,直心便是指自性显露之心,正直而无虚假之心,对一切法都不生执着之心,无分别的心。

慧能的心性论、顿悟论、无修论以及超越执着的对法论,都是慧能在佛教中国化中构建的禅宗文化,是自身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但是这种佛教文化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董群认为,慧能的禅文化之所以能最终完成中国化的任务,重要的一点是它回应了中国传统文化,并在回应中开始了三教合一的大融合。佛教是一种伦理化的宗教,慧能将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他把宗教伦理变成了世俗伦理,而这种伦理又成为儒学化的伦理:在心性论上,慧能直接谈论的就是人性,与此相关的心法关系、修养方法就和儒家接近;慧能以性为本质的心性统一论、价值判断上的性含染净善恶而性体清净虚空论,这种性情关系说,也给后世的儒学以较大的影响;在佛性问题上,慧能将佛性人性化,他以禅宗的人性论回应儒学的人性论,这是慧能禅文化的中国化特色的突出表现之处;另外,慧能强调神的存在对于形、身心统一体的积极作用,也是一种突破;他强调有与无的融合,在广泛运用中道分析法的同时将般若之空和佛性之有融为一个整体;慧能以辩证的方式看待语言和真理的关系,在二而不二,不二而恶中超越言意之辨,“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

另外,慧能提出的定慧思想,也是既对于儒道文化的一种回应,也是一种共融:言定时,慧在其中,说慧时,定在其中,在这种境界上,任从定或慧人手,都能达到两者的统一。定慧统一,也是知行统一,所以后世宋明理学的知行观,特别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与慧能定慧论极有关联;同时,慧能的悟修论,就是从儒家的孟子、道家的庄子发展而来,在慧能的禅学结合中心被确立,从而决定了认识和修行的方向,决定了向内用力还是向外用力的选择;同时,慧能强调的自力论,则明显强调了主体意识,对于传统观念中个人价值的消解具有革命意义,它在人的解放和解脱上开发了人心的内在价值,使得人们开始把握自己的命运。除了慧能思想对中国儒道文化产生影响之外,它也对佛教的经教文化,对后世禅宗都产生了重要意义。当然,董群还专列一章,分析了慧能禅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直接批判、相反相成的一面,比如和气学的关系,张载对佛教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进行批判,再以与佛教相反的立场建构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他以物质性的元气替代慧能的个体的主观精神之心;朱熹的力学也怀着一种批判思想,他以客观精神性的理代替慧能主观精神的自心,并构建了自己的体系;另一方面则是直接吸收的关系,陆、王心学就是对慧能禅学进行了吸收。不管是批判还是吸收,慧能的禅学第一次完成了三教合一,“提供了重建儒学的方法论的启发和信心的激励”。

慧能的禅文化,除了自身在构建中完成了中国化历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董群看来,慧能的禅学是一种宗教思想,但是有着准宗教化的倾向,正是这种准宗教化特点,使得它的思想回到了先秦儒学的准宗教模式,也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准宗教形式,这是对儒学文传统的回应;但是正是从宗教到准宗教的嬗变,它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人们的信仰意识,当然也无法适应以救世为目标的一元文化需求——但不管如何,慧能在三教融合中提供了有规律性的经验,对于中国文化下一步的重构具有更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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